梁启超是清末维新派的领袖之一，曾致力于变法和君主立宪等一系列改革，1917年之后由政界转入学界，后来在学术文化上建树颇丰。与维新派佛学研究思路相一致，梁启超的佛学研究也着力将佛学与现实政治相结合，且梁启超本人笃信佛教，他对佛学的研究兴趣来源于他的信仰和知识界精英经世救亡的需要。但在维新派的佛学研究中，梁启超是最为出色的，重要原因就是他不迷信旧说，而在佛教历史考证、义理阐释以及佛经目录考辨等方面，大胆创新，敢于提出自己的见解。他在《中国历史研究法》（1935）及其补篇中强调，要以客观方法求解历史的“真事实”，在此基础上以“心识中所怀之哲理”阐发新见解，这使他的佛学研究具有较为浓厚的学术气息。

从1920年的《佛教与群治的关系》起，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共有20余篇佛教研究著作问世。其内容涉猎较为广泛，又以佛教史学研究见长。梁启超的佛学相关论述主要收录在他的《清代学术概论》(1920）、《中国佛教研究史》(1923）、《佛学研究十八篇》（1936）之中。在这些论著中，梁启超的佛教史研究主要涉及印度佛教尤其是佛陀时代的原始佛教教理认识，佛教传入中土的时代、交通路线、佛教典籍翻译和人物的考辨，以及中国佛教特色及其兴衰沿革的历史考证等等。

佛像

首先，梁启超结合西方历史学理论与方法，明确提出了佛教史研究的方法，并在自己的研究中积极实践。梁启超将佛教史学研究与正确把握佛教义理密切结合起来，重视通过分析考证佛教发展的历史来解释佛法原意，他说：“吾以为今后而欲昌明佛法者，其第一步当自历史的研究始。”梁启超强调用客观方法获得历史的“真事实”，并结合对当时思想的分析和对经义的理解大胆创新。梁启超将这种史论结合、以客观方法为主观见解提供论据的研究方法，大胆应用于他的佛教史学研究之中。他曾明确指出，对佛教史的系统研究，不应该因循守旧，而应该深入理解佛教的思想内容，并将佛教义理的分析理解与历史研究结合起来，这也构成了梁启超佛教史学研究的显著特征。

其次，梁启超对中国佛教的兴衰沿革及其特色进行了详细的历史考证，相关论著包括《中国佛法兴衰沿革史略》（附录：《佛教大事表》）、《佛教之初输入》（附录一：《汉明求法说辨伪》）、《佛教教理在中国之发展》、《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等，其中不少观点都引起了学界关注。

梁启超画像

第一，他对佛教传入的时代、交通路线进行了考证并提出新的见解。在《佛教之初输入》一文中，梁启超对汉明帝永平求法之说及四十二章经提出质疑，结合史料论证，指出佛教传入中国“当在桓灵以后为断”，“其最初根据地不在京洛而在江淮”。梁启超十分强调佛教教理的传播对于中国佛教发展的意义，提出以佛教教理的传播作为佛教传入根本标志的说法。在他看来，“楚王英前后之佛教”，只不过是粗陋浅薄的迷信，没有真正理解佛法真义的内涵实质，因而对佛教发展没有推动价值，因此他认为“汉明求法”是道教为贬抑佛学而虚构的。这种重视佛教教理发展变化的思路后来成为佛教史研究关注的重点之一。

第二，梁启超的佛学史研究非常关注佛教发展与当时社会环境和文化环境的关系，注重以社会历史作为背景捕捉佛教起源发展的深层原因。他认为佛教产生的社会基础是不良的社会现象，东汉末年社会动荡和经学失去活力为佛教的传播开辟了社会和思想空间，南北朝的动乱环境中更适于佛教的发展壮大。梁启超指出佛教和中国文化关系密切，认为中国文化有一种适宜佛教生长的要素，即“我国民根本思想，本酷信宇宙间有一种必然之大法则，可以范围天地而不过，曲成万物而不遗”。

第三，在分析佛教传入发展与中国文化相互关系的基础上，梁启超对中国佛教的发展进行了分期。梁启超认为历史上任何事物都要经历盛衰的不同阶段，迁灭流转、循环演化。两千年的中国佛学，可以分为四期或三相，分别是：输入期，也称启蒙期或生相，对应晋南北朝时期；建设期，也称全盛期或住相，对应隋唐时期；蜕分期、衰落期，也称异相、灭相，指唐以后佛学的衰落。

梁启超

再次，梁启超在考察佛教沿革兴衰的同时，也十分强调通过佛教典籍、翻译以及人物的考辨透视佛教教义理解的变化和佛教的发展，这成为他的佛教史研究极具特色的特征之一。相关论著包括《佛典之翻译》（附录：《佛教典籍谱录考》）、《读〈异部宗轮论述记〉》、《说四〈阿含〉》、《说〈六足〉、〈发智〉》、《说〈大毗婆沙〉》、《读〈修行道地经〉》、《那先比丘经书》、《见于〈高僧传〉中之支那著述》、《〈牟子理惑论〉辨伪》、《〈大乘起信论〉考证序》等等。

梁启超高度重视佛教教理的变化对中国佛教史研究的意义，也指出佛法教义的传播和发展与佛教典籍的译介、宣讲是息息相关的。因此，梁启超的佛教史研究特别注重考证佛教典籍的传播及其变化。在《佛典之翻译》一文中，他将翻译视为中国佛教“托命”之所在，肯定了佛典传译对佛教文化传播的重要影响。而在《说四〈阿含〉》、《牟子理惑论辨伪》、《大乘起信论考证序》等文中，梁启超直接以经典考据结合论说，通过佛典透视当时佛教发展及其教义理解水平。他认为佛教的基本原理已经在四部《阿含经》中得到了体现。同时，梁启超也关注佛教人物对推动佛法传播发展的意义，高度评价安世高、道安等高僧的成就。

梁启超少年

此外，梁启超在印度佛教尤其是佛陀时代原始佛教的教理认识方面也提出了自己的见解，相关论著有《印度佛教改观——印度史迹与佛教之关系》、《佛陀时代及原始佛教教理纲要》等。梁启超的佛教史研究有点有面、多层次、多角度，不仅突破了古代佛教传灯录式宗派自叙的限制，开始对佛教起源、发展的历史过程进行客观描述，而且敢于结合史料展开自己有理有据的观点分析，尤其是在关注中国佛教个性特征、强调佛教义理的重要性等方面具有开创之功。